北京律师李庄并非第一个因“捞人”获罪的刑辩律师，为黎强辩护的法学泰斗赵长青，也并非第一个为涉黑嫌疑人辩护的名律师。然而，在重庆“打黑”进入司法环节之后，他们的遭遇似乎让刑辩律师陷入了一场整体性的“危机”，这场“危机”既有加大执业风险的可能：李庄最终获罪；又有声誉受损的成分：赵长青一度在民众朴素的善恶观中被描绘成“黑社会的狗头军师”。
　　刑辩律师们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深水之下的行业暗礁和刑辩律师的执业困境也渐露端倪。
　　惑
　　“坚决不取证”？
　　3月20日晚从广州赶回北京的律师杨学林，刚刚结束了一次令他极有成就感的开庭。他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十人的证人名单，其中六名证人成功出庭作证，并且被审判长当场认定有效。这是他从业以来的第一次。
　　杨学林估计，在同行当中，将“坚决不取证”当成座右铭执行的刑辩律师有70%到80%。几年前，他也是其中一员；现在，他开始进行一些“小心翼翼地尝试”。
　　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是2008年施行的新《律师法》中明确赋予律师的权利，但在采访中，进行过刑事辩护的律师们，不约而同地对三者的难易程度进行了相同的排序：阅卷最易，会见次之，取证最难，尤其是“人证”。
　　证人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反复诘问，这种港台影视剧中的场景在内地法庭上并不多见。例如“李庄案”一审时，8名证人无一出庭作证，仅由控方宣读了证人证言。
　　然而，对于无法接受“质证”的书面证言，却很少有律师提出质疑。“证人不到庭，辩护律师完全可以质疑，上面的签名是不是真的？甚至到底有没有这个人？但是没有律师会这么做。” 杨学林说，“这已经是一个惯例，如果你这样做，那你比李庄还‘李庄’”。
　　辩护律师不仅难以要求控方证人，也很难找到愿意出庭的辩方证人。“作证费时费力却没有任何补助，我们的传统也让老百姓不愿牵涉到官司”，律师刘辉说，“而且，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对证人的保护。” 在他接手的民事案件中，他的证人曾经被打过，他的当事人也曾经找人打过对方的证人，“面对公权力的时候，就更没有人愿意作证了。”
　　此外，“人证”还极易给律师制造“雷区”。“如果证人跟我说的和跟检方说的不一样，法官通常会休庭”，他说，接下来，面对代表公权力的检控方和律师，证人很可能会重新做出有利于检方的供述，“那律师就危险了”。刘辉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控辩双方、法官、证人都到法院去当面谈，并且录音录像，留下一份“护身符”。
　　上世纪80年代，律师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和公检法“平起平坐”。当时的《律师暂行条例》规定，律师的调查活动，“有关单位、个人有责任给予支持”；而1996年《律师法》出台之后，律师变成了社会法律服务从业者，而律师的调查取证，必须得到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同意。“人家不同意，你能怎么办？虽然我们说公民有作证的义务，但这种义务是对公权力的，而不是对律师的。”刘辉说。
　　于是，律师们通常只能在检方提供的现有证据材料之中寻找漏洞，组织辩护。
　　祸
　　“认真”你就输了
　　尽管刑事辩护对抗性极强，但即便是在律师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也“没有哪个律师会盲目地去和公检法闹矛盾，除非你是个傻律师！”刘辉说。
　　无论是为了当事人的眼前利益，还是为了自己长远的职业生涯，这种“较真儿”在律师们眼中，毫无用处。法律的确赋予了律师很多权利，但没有哪一条规定当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应该怎么解决。“我们的法律很多，但是却没有一部‘当法律不被执行时怎么办’的法律”，杨学林苦笑。
　　在行业中浸淫多年之后，律师们的身段越发柔软。
　　在一次赴外地办案时，当地的看守所所长拒绝杨学林会见当事人，理由是“办案人员不在”。争执无果，所长拂袖而去。杨学林没有继续较真儿，而是曲线救国。因为这个当事人身上不止一个案子，他就找到了负责另一案的检察官，“借光”完成会见。否则，连当事人都见不到，根本无法向家属交代。
　　刘辉说：“刚入行的时候，我是个很认真很负责的律师，现在，我是个很负责但不那么‘认真’的律师。”现在，律师们更乐于选择庭外沟通，而非庭上的交锋。“不伤和气，庭前交流做得好，对当事人而言可能是最好的；比如提前和检方探讨适用的罪名，拿你自己的意见去说服他，有时候甚至能让检方放弃起诉。”刘辉说，而一味追求庭辩效果，“做得过火了，让法官和检方下不来台”，则可能适得其反。
　　在日积月累间，律师们也摸索出许多法庭之外的策略，比如联络学界权威召开专家论证会对案件进行研讨，形成《专家论证意见书》。至于效果如何，还得律师自己揣摩，“有的法官会觉得确实有道理，尊重专家的意见；也有的可能反而会不舒服：你还拿这个来压我？”杨学林说。
　　更有“心计”的律师，甚至会打听主审法官甚至法院院长当年求学时的院校和导师，专门去请这些老师来参与研讨。
　　不过，无论刑辩律师的身段多么柔软，依然无法避免和公权力代表的执业冲突中触发的风险。
　　杨学林记忆中，最危险的一次办案经历是到北方某地，当时，他们已经是第三拨儿接手该案的律师。前两拨律师都在办案时遭到了不明身份者的殴打，其中第二拨儿律师遇袭后报警，当地110出警后，马上“护送”律师们离开，一直等律师们的车上了高速才返回。而杨学林和他的同事们最终也狼狈逃离，在他之后接手该案的律师，还没到达当地，就在大巴上被人围殴，受伤入院。
　　“我只能把我能做的做到极致，做刑辩律师要在乎结果，但是不能太追求结果。”杨学林说。
　　辩
　　记者：在重庆“打黑”中，专门提到了北京律师争相赴渝接案的问题，为什么外地的当事人热衷于请北京律师到当地去办案？
　　刘辉（北京市燕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我不敢说绝对，但是大多数北京律师的业务水平确实要比当地律师高，人脉关系也更广。
　　杨学林（北京市首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不可否认有看中北京律师“关系”多的因素，有些当事人就是希望通过北京的律师，把案子往上面透一透。
　　另外，我现在主要接一些弱势群体因为环境、土地等问题在维权过程中引发的刑事案件。有些案子在当地有了政治因素，当地甚至会给律师开会打招呼，让律师不要去接，那么当事人在本地根本找不到律师。
　　记者：刑辩律师在法庭上解脱贪官、“黑老大”这样的“坏人”，即便知道这是公民的权利，但普通人从感情上仍然很难接受，那么这种辩护，对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有什么样的意义？
　　刘辉：他是个“坏人”你还为他辩护？大多数非法律界人都不能接受。事实上，律师、法官和检察官是一个共同体，只不过他们的分工不同，作为公诉人，你就是要千方百计去追求当事人有罪；辩护律师也是通过各种法律手段去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法官则根据法律进行裁判。三方是通过办个案，共同利用法律去维护公平和正义。
　　延伸调查
　　“捞人”的黑白之辩
　　伴随李庄案发，“捞人”这个词频频见诸报端，并蒙上了一层灰影。这个在普通民众眼中颇有点神秘色彩的语汇，对于大多数刑辩律师而言，只不过是司法程序“取保候审”的通俗说法。
　　北京各大看守所附近，都有不少打着律师招牌的小门脸儿，就近在嫌疑人家属中间招揽“生意”，而嫌疑人家属最迫切的诉求就是请律师帮忙“捞人”。 “一旦嫌疑人被‘捞’出来，即取保成功，最后又判了缓刑，就等于不用进去了。”律师刘辉说，因为被告人最终被判处的刑期由被羁押之日算起，“取保候审”的时间也同样算在刑期之内，“取保”成功就意味着减少当事人在看守所内失去自由的时间。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取保候审”条件有明确的规定。通常律师在接手刑事案件时，只要符合条件，都会为当事人提出“取保”申请，但这个正常的司法程序却在现实中有些“变味儿”。
　　有11年从业经历的刘辉，总结出了三条在正常情况下最容易“取保”成功的条件：第一，未成年人，尤其是在校学生；第二，本地户籍且最终刑期很可能在三年以下；第三，情况极特殊者，比如残疾人、有重病的老年人等可能给看守所带来“麻烦”的嫌疑人。
　　除此之外，其他情况的“取保候审”都不太容易获批。在他看来，可以理解的原因是“取保”会给案件侦办带来风险，“工作在第一线的公安干警真的非常辛苦，压力也大，他们好不容易抓了人，现在放了，万一跑了，去哪儿找？”而另一方面，也的确存在有人希望借此谋求灰色收入。
　　在百度百科对于“取保候审的条件是什么”的回答中，获选最佳的答案除了列举法律条款之外，还做了如下说明：如果案件刚开始侦查，嫌疑人已经被拘留，但是没有自首、立功、赔偿等情节的，申请取保候审，基本没有希望；如果已经逮捕，那么除了中国特色的“沟通”，就更不要奢望取保候审了。
　　一边是迫切希望“把人弄出来、少遭罪”的嫌疑人家属；另一边是操作空间有较大弹性的“取保候审”，这样一来，律师或打着律师幌子吹嘘自己有关系的“诉讼掮客”们收钱“捞人”就有了市场。
　　“其实，自称有关系能‘捞人’的‘能人’大多数并不是律师。”刘辉说，“而恰是这些人破坏了律师的整体形象。”
　　每年，全国各地几乎都有因“捞人”引发的诈骗案。上周，北京大兴法院就开庭审理了一件，而涉案者鲜有真正的执业律师。（张棻）
　　相关链接——
　　李庄
　　2010年2月，以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获刑一年半。
　　马克东
　　2005年，辽宁涉黑案主犯宋鹏飞的代理律师，以“诈骗罪”获刑11年。253名广州、深圳律师曾联合上书司法部和全国人大，田文昌、陈兴良等法学家为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但马依然获刑。
　　张建中
　　2003年以帮助伪造证据罪获刑2年。张建中曾经为成克杰、李记周等人辩护。落马时，张还是北京市律协维权委员会主任。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