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刘合华：大家上午好！我就《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司法解释》）的制定背景和主要内容作一介绍。
　　一、制定《司法解释》的背景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新阶段。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对刑事赔偿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对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作出了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受到侵害的权利一定会得到保护和救济”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刑事赔偿工作的重要使命。
　　刑事赔偿事关人权保障宪法原则的贯彻落实，事关受公权力机关侵害的权利获得有效救济，事关国家机关违法行权的及时纠正，事关人民群众对司法信心的重塑，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中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浙江张氏叔侄案”、“萧山五青年案”、“王本余案”、“福清纪委爆炸案”、“呼格吉勒图案”等刑事赔偿案件，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刑事赔偿案件虽然整体数量不多，但社会影响和关注度极高，故司法机关在坚决防止和依法纠正冤假错案的同时，应将处理好冤错案件的依法赔偿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2010年12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决定》施行，该决定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了诸多修改。其中，刑事赔偿取消了确认前置程序和共同赔偿，确立了多元的归责原则，将错误刑事拘留赔偿修改为违法刑事拘留赔偿、错误逮捕赔偿修改为无罪逮捕赔偿，增加了精神损害赔偿和利息的赔偿，明确了违法不作为赔偿等。本次立法修改体现了扩大赔偿范围、提高赔偿标准、确立正当赔偿程序以保障赔偿请求人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为了进一步贯彻立法修改的精神，形成统一和较为完善的国家赔偿法律体系、明确刑事赔偿的法律适用、规范刑事赔偿处理程序、统一刑事赔偿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整合个案答复的基础上，共同深入调研，广泛听取立法机关、相关国家机关、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意见，特别是反复听取了立法机关和公安机关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司法解释》。《司法解释》于2015年12月14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71次会议原则通过，2015年12月21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讨论通过，并自2016年1月1日起施行。
　　二、《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
　　《司法解释》共23条，针对刑事赔偿法律适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了有针对性的规定；内容涵盖侵犯人身权和侵犯财产权的刑事赔偿两大类型，具体包括对“中止追究刑事责任”的认定、侵犯财产权的赔偿审查范围、违法刑事拘留赔偿、再审无罪赔偿、免责条款的适用、赔偿法律关系主体、赔偿标准、赔偿金的确定、赔偿决定的效力等方面的多个重要问题。
　　一是明确“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申请赔偿应当以“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为前提，在调研和就该《司法解释》召开的多次座谈会上，全国各地与会代表和专家都反映，刑事诉讼过程中久拖未果的案件在各地普遍存在，亟需对“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明确，对公民申请刑事赔偿的程序性权利予以保障。通过反复调研和征求意见，《司法解释》将七种特殊情形认定为刑事赔偿中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即，办案机关决定对赔偿请求人终止侦查的；解除、撤销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措施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超过三十日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法院决定按撤诉处理后超过三十日，人民检察院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法院准许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撤诉的，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对刑事自诉案件按撤诉处理的”。上述规定不仅对权利进行了保障，避免“救济无门”，而且较好地解决了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赔偿程序的衔接问题，能有效地规范刑事诉讼中公权力的使用，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疑罪从挂”侵犯权利的情形。
　　二是明确侵犯财产权的刑事赔偿审查范围。在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两种情形存在较大争议：第一是在没有撤销案件、不起诉或判决无罪的情况下，哪些情形可以进入国家赔偿程序纳入国家赔偿法规定的侵犯财产权的审查范围；第二是法院作出生效有罪裁决后，对裁决没有处理的财产，刑事赔偿程序中是否有权对相应涉财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赔偿决定。根据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将七种侵犯财产权的情形纳入刑事赔偿审查范围，保证了财产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进入国家赔偿程序并依法取得国家赔偿。如“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在解除、撤销强制措施或者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后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办案机关未依法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或返还财产的”，“未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立案后超过两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办案机关未依法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或返还财产的”，即属第一种情形；又如“对生效裁决没有处理的财产，办案机关未依法解除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或者返还财产的，或者违法进行其他处理的”，即属于第二种情形。
　　三是厘清违法刑事拘留的赔偿范围和标准。在实践中，对违法刑事拘留赔偿中的“违法”存在不同的认识，《司法解释》明确对公民采取刑事拘留措施后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无论是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还是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抑或是拘留时间超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国家都要承担赔偿责任。这样的规定不仅进一步对“违法”进行了明确，如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是指违反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第四款、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第八十条、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而且确定了在处理赔偿案件时应当对刑事拘留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实质审查，而非形式审查，以便确定是否违法。此外，对于“符合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但是拘留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刑事拘留的人身自由赔偿金自拘留之日起计算。
　　四是对无罪羁押赔偿进行合理解释。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数罪并罚的案件经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实践中存在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刑期的情形。对此，有观点认为个罪改判无罪但非完全无罪，不属于无罪被羁押，不符合“无罪羁押赔偿”原则，不应予以赔偿；有观点认为应予赔偿。《司法解释》对此争议问题予以明确。即，尽管被超期监禁的公民并非完全无罪，但由于其中的部分罪名已经不成立，针对这类具体个罪而言的超期羁押行为构成无罪羁押，应当予以赔偿。这样规定也是对刑事赔偿司法实践发展的回应，如“萧山五青年案”中的部分赔偿请求人就存在“再审改判部分罪名不成立，监禁期限超出再审判决确定的刑期”的情形。
　　五是严格规范免责条款适用。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规定了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但该条规定较为原则，对于实践中如何正确适用存在不同认识，并且极个别赔偿义务机关以此来规避赔偿责任。《司法解释》对免责条款适用进行了规范。第一是规定依照刑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和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对起诉后经人民法院错判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并已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判决确定后继续监禁期间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的情形予以赔偿。第二是明确免责条款适用的举证责任承担。即，赔偿义务机关以公民存在故意虚伪供述、伪造其他有罪证据或自伤、自残等行为为由，主张免除赔偿责任的，应当就该免责事由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六是明确了赔偿义务机关。公安机关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后，检察机关又采取逮捕措施的，或者对公民采取拘留和逮捕措施后，审判机关曾作出有罪判决的，在公民最终确定无罪的情形下，在实践中由谁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存在不同认识。《司法解释》为了方便赔偿请求人申请刑事赔偿，规范刑事赔偿处理程序，采取赔偿义务机关后置设定方式，明确了以有罪方式作出过最后处理的国家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如对公民采取拘留措施后又采取逮捕措施，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作出逮捕决定的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又如对公民采取拘留和逮捕措施后，法院一审判决有罪，二审发回重审后作无罪处理的，作出一审有罪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
　　七是合理确定赔偿标准。对合法权益进行救济是《司法解释》所持的基本立场。在确定赔偿标准方面，《司法解释》不仅借鉴了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而且还考虑到刑事赔偿的特殊情况，最大限度给予受害人以权利救济。具体而言，《司法解释》对民事侵权赔偿标准的借鉴，如医疗费赔偿标准、护理费赔偿标准、残疾生活辅助具费赔偿标准、误工减少的收入赔偿标准、身体伤残赔偿标准、抚养费赔偿标准等；又如财产损害赔偿标准，借鉴《侵权责任法》第十九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进行了相应的规定。而《司法解释》对受害人最大限度给予权利救济的特殊规定，则如对于扶养费赔偿标准，“能够确定扶养年限的，生活费可协商确定并一次性支付。不能确定扶养年限的，可按照二十年上限确定扶养年限并一次性支付生活费，被扶养人超过六十周岁的，年龄每增加一岁，扶养年限减少一年；被扶养人年龄超过确定扶养年限的，被扶养人可逐年领取生活费至死亡时止”；又如残疾赔偿金标准，“有扶养义务的公民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赔偿金可以根据伤残等级并参考被扶养人生活来源丧失的情况进行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将以《司法解释》的公布实施为契机，增强人权保障意识，坚持依法、公平、及时赔偿，保障和促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国家赔偿请求权的实现，充分发挥刑事赔偿在规范权力运行、加强权力监督、确保司法公正、救济权利损害、重塑司法公信方面的特殊功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刑事赔偿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