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广网北京12月10日消息（记者丁飞 孙莹）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32岁的马乐恐怕不会想到，自己的案子并未止步于深圳市中院“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的判决，而是一路打到北京，由最高检出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这距离他上一次创造的纪录，以10.5亿元成为国内最大“老鼠仓”主谋，只过了不到一年。
　　案子的事实本身并没有争议：这位从农村考入清华、曾是博时最年轻基金经理的寒门精英，因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非法获利。最高检之所以抗诉，主要是认为“判三缓五”的判决并不合理。最高检公诉厅二处处长张晓津接受中央台记者独家专访表示：抗诉是因为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不当。
　　张晓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认为刑法第180条第4款，并未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有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继而认为抗诉机关提出马乐的行为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缺乏法律依据，从而降格认定原审被告人马乐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检察机关认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量刑不当。
　　老百姓并不太熟悉的“抗诉”，实际上是我国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行使的法律监督权。不过由最高检出面，向最高法提出抗诉，确实比较少见。法院认为马乐属于“情节严重”，而检察院却认为，马乐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张晓津：从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成交额来看，累计成交额达人民币10.5亿元，从中非法获利人民币1883万余元，无论是成交额还是非法获利额，都应当认为马乐的行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依法对其予以罪责刑相一致的惩罚。
　　显然，情况不同，量刑也就不同了。在案件审理之初，著名证券维权律师张远忠曾经接受采访时表示，两种情况下，判决完全不同。
　　张远忠：一般来说是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并处1到5倍的罚金。如果情节特别严重，处以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罚金是1倍以上5倍以下所得的罚金。那他（马乐）应该是在十年以下五年以上这个范围里来确定。
　　如果从交易额超过10亿的天量和非法获利千万来看，似乎无论如何都远远超过其他老鼠仓案件。那么法院为什么会做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的判决呢？这是今年2月一审宣判时，深圳市中院对判“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五年”的说明。
　　深圳中院：被告人马乐，认罪态度良好，其违法所得能从扣押冻结的财产中全额返还，判处的罚金亦能全额缴纳，确有悔罪表现，被告人马乐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八百八十四万元……
　　国内最大老鼠仓案，以这样的判决画上句号，在不少人看来过于“轻描淡写”。很快，公诉方深圳市检察院提出抗诉，被广东省高院驳回，维持原判。广东省高院也认为量刑不当，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终从市级到省级再到最高检，马乐案连上三级。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专家阮齐林说，最高检向最高法提出抗诉，这在近年来很少见。
　　阮齐林：这个案件，经它的省高级法院维持原判了，也就是说，从法院的审理上讲，也算是终审判决，省内是最高级了。检察院他不可能像省法院再去抗诉，他肯定必须通过最高检向最高法对省高院这个判决提起抗诉。这种经济上的比较少见，也不是罕见，也是一个正常的程序。
　　无论如此，对于马乐，这都意味着，在原本终审已结束、判决已定的情况下，即将走上最高人民法院，面临重审。这起发生在我国基金业“鼠患”横行、内幕交易案件高发频发大背景下的“马乐案”，未来如何走向，我们一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