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犬类的看家护院功能式微，但成为宠物得以豢养之风益盛。很多烈性犬、大型犬游走于城乡，对公共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恶犬伤人事件亦时常见诸报端。2013年，国内连发数起恶犬伤人事件，如大连一名3岁半女孩被藏獒咬断气管而丧命、山东一名7岁童被藏獒咬伤半边脸、四川泸州一名女士手脚被藏獒咬伤民警果断将藏獒击毙……此类恶犬伤人事件引发了公众热议，如何加强城乡犬类管理，保护公共安全，是公众所热烈关注的问题。

成因：犬类管理疏漏，现行法律监管乏力

犬患治理的根本不在于“治犬”而在于“治人”。恶犬伤人案件属于典型的动物致害案件，《侵权责任法》第十章明确规定了饲养动物损害的民事法律责任，根据该章规定，犬只伤人后，犬只的饲养人、管理人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在刑法层面，现行刑法虽未明确对犬只伤人作出明确规定，但是根据刑法法理，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如果由于管理疏漏，发生犬只伤人事件，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的，可能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过失致人死亡罪。遗憾的是，不管是在民事责任层面还是在刑事责任层面，责任的承担均为一种事后补救行为，而公共安全更需要的是事前预防，惟有良好的事前预防才能增强公众对公共秩序的安全感和信赖感。
在行政法层面，各地均颁行了与犬类管理相关的规定，如无锡市在2008年3月1日起实施《无锡市养犬管理条例》。该条例规定了养犬区域与免疫、登记、犬只经营与养犬行为规范、行政管理职责与社会责任以及法律责任等若干部分。该条例明确指出，养犬重点管理区内禁止个人养烈性犬和大型犬，禁养的具体品种，由公安部门会同农林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但在法律责任层面，受限于立法级别和立法权限，养犬人违反该条例所面临的处罚较为轻微，在经济处罚层面最高仅为五千元。其他各地的犬类管理规定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即犬只分类管理、重点区域监管、养犬人行为规范等层面的规定较为完善，但是在法律责任层面又显得较为薄弱，客观上导致违法成本过低，养犬人私下豢养烈性犬、大型犬并携带此类犬只出没于公共场所的现象较为常见，对公共安全造成巨大隐患。

借鉴：严刑峻法，犬类管理的域外经验

养犬行为的法律规范与调整，在本质上是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协调。一方面，个人的养犬行为属于个体的行为自由，个人的爱犬之心也值得法律尊重，因此国家法律并不会绝对禁止养犬行为；另一方面，犬类可能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危害，烈性犬、大型犬尤其可能会咬人、伤人，甚至发生恶性的犬类杀伤人事件。个人行为自由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利益协调，有赖于通过立法进行调整。综观域外有关犬类管理的法律治理措施，我们会发现，加强法律治理，强化法律责任，是犬类管理的重点内容。例如，香港《狂犬病条例》中出现了12处“监禁”，行为人违法蓄养动物或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均有可能被处以监禁；在法国，养犬人违反犬类管理规定，最高被处以6个月监禁和8000欧元的处罚；在意大利，狗主人必须在其爱犬的皮肤下植入一个电子芯片，作为狗的身份证，政府发现流浪狗，马上能查出狗主人，开出罚款单，罚一万欧元，监禁一年。从域外有关犬类管理的这些做法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强化对公共安全的保护，养犬人违法犬类管理的相关法律规定，将遭受包括限制人身自由在内的处罚，且不以犬类伤人并造成后果为要件，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养犬人的违法成本，实现公共利益保护。

出路：提高处罚力度，以事前防范为根本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养犬人在人员密集场所，如住宅小区、公共街道等任意放养烈性犬、大型犬，养犬人对犬只可能实施的攻击行为没有任何防范措施。更重要的是，这些养犬人的养犬手续是否齐备、其豢养的犬只是否为禁养犬类、是否经过免疫，这些问题本身存疑。由于我国各地对违规养犬的处罚力度较轻，养犬人处于侥幸、规避心理而拒不办理相关手续，或者对犬只管理存在重大疏漏，甚至违规豢养禁犬类，导致恶犬伤人事件频现，或使群众心理陷入恐慌。为了加强对城乡养犬行为的规范，保护公共利益，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提高处罚力度，且应以事前防范为根本、以事由防范为辅助的原则实现犬类管理法律制度的完善。
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几项建议：第一，当前各地应修订养犬管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提高行政处罚力度，以提高违规养犬的违法成本；第二，养犬人对犬只管理存在疏漏，并造成恶犬伤人、杀人事件的，应追究其相应的刑责，以儆效尤；第三，从远期来看，不妨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犬类管理方面的做法，首先制定高位阶的、完善的、细化的犬类管理法律规范；其次，养犬人如果违法犬类管理规定，即使没有造成现实的危害后果，可以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如在刑法中设置“动物管理失职罪”或类似的罪名，其客观方面为违反动物管理法律规范并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我们深信，通过上述措施，提高处罚力度，以事前防范为根本，能够有效实现城乡养犬日益增多情势下的公共利益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