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记者 马守敏 通讯员 孟会玲

近日，律师周泽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等机关，建议修改刑法，并特赦被媒体称为“中国最后的流氓”的牛玉强及类似罪犯。媒体报道后，再度引发社会对特赦的普遍关注。  
  前 因
  因“流氓”被判死缓
  牛玉强案的判决书显示，牛玉强犯流氓罪的“事实”是：1983年4月24日晚，伙同郑庆和等人殴打他人；1983年5月的一天，伙同赵国文、姚从越拦截三名男青年，赵国文把其中一名男青年的军帽抢走；1983年5月的一天晚上，与赵国文将刘红家的玻璃砸碎；1983年6月13日晚，伙同他人对跟其发生争执的许林进行威胁和毒打；1983年6月的一天下午，被高建辉纠集，与赵国文、靳武去械斗，因没找到人，未逞。
  依据犯罪时的刑法，牛玉强的最高刑期只有七年有期徒刑。然而，牛玉强很背运：适逢中国第一次“严打”，法院以1983年9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实施的《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为依据，以流氓罪，判处牛玉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此后，牛玉强服刑于新疆石河子监狱。因表现出色，两次获减刑，先是无期徒刑，后是有期徒刑18年，刑期至2008年2月13日。
  1990年，牛玉强因病获准保外就医。次年，监狱方的保外就医考察组来到牛玉强家中，经过评估，做出续保一年的决定。据牛家人介绍，之后，监狱方再没有人来过。
  1996年，牛玉强开始恋爱结婚，如今儿子已５岁。
  然而，正当一家人过着安宁日子的时候，2004年4月，两个狱警来到牛玉强家，把他重新带回监狱。
  对此，石河子监狱的说法是：牛玉强长期脱离居住地，谁也找不到他，因此先后于1999年和2001年对其进行了网上追逃，无果后才派人押回。监狱方认定，牛玉强续保一年后未回监服刑的期间算是“脱逃”，不计入服刑期，从而决定将其刑期顺延到2020年。
  由于1997年后，修改后的新刑法取消了“流氓罪”，法院也就再无新的流氓罪判决。而之前因为流氓罪而服刑的囚犯如今只剩下3个，按照预计刑期，牛玉强将是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据悉，由于牛玉强参与殴打他人造成后果如何，根本没有任何证据予以反映。根据新刑法，牛玉强的行为只能被定性为寻衅滋事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这就产生严重的不公现象。也正因为此，牛玉强的命运被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同情。  
  进 展
  律师上书请求特赦
  牛玉强妻子找到了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协助维权。
  周泽表示，牛玉强的不公，体现在三个方面。
  按照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的规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刑期未满的，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通知监狱收监。
  “也就是说，将罪犯收监是罪犯居住地公安机关和监狱的职责。”周泽说，“对牛玉强来说，上述部门没有通知并安排其回监服刑，就应视为默许其继续监外执行。如果他擅自投监，反而构成了脱管，途中若出了事故，责任谁担？”
  而牛玉强住所地的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八里庄派出所、八里庄街道司法所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均证实：从1990年11月被批准保外就医到2004年4月底被收监服刑期间，牛玉强已经被纳入辖区被监管人员，进行监管和帮教改造，而且表现良好。
  因此，周泽认为，这期间，牛玉强实际已接受了监外执行，理应计入执行期限。
  另一方面，当年法院对牛玉强的判决，尽管是有法可依的——《决定》明确规定“本决定公布后审判上述犯罪案件，适用本决定”，却违背了“从旧兼从轻”、“法不溯及既往”的刑法适用原则。
  “这不能不说是立法者的一个历史性错误导致的恶果！”周泽说。
  更大的不公在于：“如果牛玉强犯案之初就逃窜，一直躲到新刑法实施的话，依据‘从旧兼从轻’的新刑法适用原则，他就有可能不再被追诉，即使被追诉，刑期最高只有五年有期徒刑。牛在新刑法施行后需要服刑的期限，甚至比根据新刑法判决的同类罪行的最高刑期还要长！”
  周泽认为，这在客观上给人形成极坏的示范效应：“犯案后逃跑是有好处的！这与刑法规定的自首等制度的目的，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这重重的不公，让牛玉强一人去承受是残忍的，极不人道的。”周泽说。
  1月6日上午，周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发了《法律建议书》，提出将刑法第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但生效判决的行为根据新法规定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罪犯服刑期限与新法规定最高刑期相当的，应视为原判刑罚执行完毕。”
  但考虑到等着修改刑法来解决显然不现实，周泽建议全面甄别依据《决定》判处刑罚至今仍在服刑的罪犯。对牛玉强及类似牛玉强案的罪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关于特赦的规定，启动特赦程序，一律予以特赦，确保公民在法律上的平等，确保刑罚的公正。
  周泽认为，特赦不涉及追究错案责任之类的问题，也不存在合法性障碍，而且可以直接矫正不公，成本也低，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更重要的是，国家在立法及司法上造成的失误，以及特殊时期的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刑罚不公，国家应该以特赦的方式去予以矫正，以示对国民负责。”周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