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广州市民刘先生醉酒后发生大面积脑出血，医院准备动手术抢救，但刘先生的两个姐姐拒绝进行任何救治，明确要求医生放弃治疗。次日，刘先生因病情过重，在深度昏迷中死亡。
    又是一起患者家属拒绝签字导致患者死亡的悲剧。与三年前发生在北京某医院的“丈夫拒签致孕妇死亡”事件相比，发生在广州某医院的这起“拒签致死”事件，患者家属一方和医院一方的考虑各自有所不同。前一起事件中，孕妇的丈夫表现得荒唐而又固执，认为医院做手术是要置妻子于死地，坚决拒绝签字；后一起事件中，刘先生的两个姐姐不满他长期酗酒放纵，认为他是一个“烂人”，不同意医生救治。这两种拒签的理由都比较特殊，在一般患者家属中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关键还要看医院如何判断和处置。
    在三年前的“丈夫拒签”事件中，医院之所以放弃抢救，主要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对患者实施手术、进行抢救，应当取得患者或其近亲属的书面同意，否则，手术或抢救成功倒好，如果出了问题，仅仅以“未取得书面同意”一项，医院就可能要吃官司，支付高额赔偿。而在“姐姐拒签”事件中，医院面对的法律问题已经大不相同，因为今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规定，医疗机构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也就是说，在刘先生的两个姐姐拒绝签字的情况下，医院负责人仍然可以批准进行紧急救治，即便最终未能挽救刘先生的生命，医院也无须为“未取得书面同意”而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不过，致命的问题也许正在这里。关于医疗机构抢救危重患者的免责权，《侵权责任法》的表述是“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这里的“可以”不具有强制性，从积极的角度，医疗机构可以理解为“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从消极的角度，医疗机构则可以理解为“可以不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在“姐姐拒签”事件中，医院显然是作出了消极的理解，认为“《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或‘必须’，医院有选择的余地”。医院令人遗憾地选择了消极的结果，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且不论刘先生的两个姐姐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单说广州这家医院作出的选择。该院医务科一名副科长辩称，《侵权责任法》鼓励医院遇到特殊病例时实施必要的抢救措施，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治疗所需的费用并未得到解决，家属都不同意治疗，医院很难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这名副科长的解释表明，在未取得患者亲属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医院之所以作出放弃治疗的消极选择，已经不是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而主要是为了规避经济风险——为了避免落得“治病救人倒贴钱”的结果。从规避经济风险的角度看，这家医院选择放弃治疗，与另一些医疗机构严格要求“先交钱后救治”，即便对危在旦夕的重症患者也绝不容情，在逻辑上并无根本的不同。前一种情况人们称之为“见死不救”，相较之下，对于广州这家医院的消极选择，称之为另一种“见死不救”当不为过。
    对于一些医疗机构惟利是图、不见钱不救人的恶劣做法，社会舆论一直予以严厉谴责，卫生部门出台了专门政策予以治理（包括协调解决医疗急救欠费的问题），《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执业医师法》以及《刑法》等法律法规也规定了明确的罚则，近年来，医疗机构“见死不救”的现象有所遏制。然而，对于因亲属拒签引发的另一种“见死不救”（不排除医疗机构有规避经济风险的考虑），法律又该如何遏制？
    在鼓励医疗机构为抢救危重患者采取积极措施的基础上，《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能否进一步规定，医疗机构因抢救危重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近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应当”（或“必须”）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立法研讨与考量，但只有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有助于医疗机构更有效地救治患者，最大限度地避免“亲属拒签致患者死亡”的悲剧。 （潘洪其）

来源：千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