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言

重庆农民付强的蛙场被划入了工业园区，在补偿没谈好的情况下，施工者放炮开山，大批蛙在炮声中死去。付强由此与爆破公司展开了诉讼，却输了官司。今年6月，付强的律师查阅卷宗时，发现了一份当地管委会发给法院的“公函”，要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6月28日《新京报》）。

打官司，有输有赢，事实是依据，法律为准绳。但是，付强是输在法律上，还是输在“权大于法”上？一份当地管委会发给法院的“公函”告诉了我们答案。要求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这份霸气十足的“警告函”，是否左右了法院判决，我们不妨从法官的表现中窥见一斑：法院先后5次开庭，一直未判决。对此，法官称“园区和区政府干涉，不能下判”。在笔者看来，这份“警告函”揭开了“民告官”难的盖子。

“民告官”难，始终是我国的一个司法“顽症”。在有些地方，在很多时候，法律屈从地方权力，向“告官”的百姓关闭大门，要么不立案，要么立而不审、审而不判、判而不执行；何况，百姓往往败多赢少。据有关统计显示，2009年全国法院系统新受理各类刑事、民商事、行政一审案件中，涉及行政申诉、上访的案件占到全部申诉、上访案件的18%左右，比平均值高出8倍。

对行政诉讼案件，法院不愿接、不敢判甚至一味庇护政府的原因不难分析，因为法院受到的制约因素太多、干扰势力太大，法院的人、财、物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很难进行真正的“独立审判”；“让行政机关胜诉是支持，让行政机关败诉是添乱”这种畸形的审判思想颇有市场。因此，法律也只能沦为权力的附庸，某些法院和法官自然成了“稻草人”。一些地方动辄以“顾大局”为借口干扰司法，讳疾忌医，积攒和发酵社会矛盾，也为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埋下隐患。

在笔者看来，这份“史上最牛公函”不值得惊诧。在诸多“民告官”案件中，地方干扰司法的方式五花八门，如打招呼、写条子，出台哪类“民告官”案件不能受理的“内部政策”等，几乎已成“潜规则”。而这份曝光的“警告函”，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

法律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公正不容亵渎。要解决“告状难”，维护国家司法的权威和公正形象，除了法院本身加强自律外，还得寻求制度途径“屏蔽”权力对司法的干预。

（惠铭生）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