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四审《国家赔偿法》修改草案，其中拟规定:依法刑拘后再放人的不予国家赔偿，这被公众解读为“错拘不用赔偿”。而在去年10月该法的三审草案中曾规定，“对公民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后，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即“错拘”也应该进行国家赔偿。如何理解国家赔偿范围这一松一紧的变化呢？
其实，本次《国家赔偿法》修改的争议在于:是“错抓赔偿”还是“违法错抓赔偿”？其背后是司法机关办案效率和公民权利的平衡，保护人权与维护社会秩序的平衡。
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因为赔偿范围窄、赔偿标准低而备受质疑，其中刑事赔偿的范围仅限定于“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而被错误拘留”的情形，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有事实证明有犯罪嫌疑的”，即使最终案件撤销、当事人的罪名不能成立，司法机关也不用赔偿，因为虽然这是“错拘”，却不是“违法错拘”，而是“合法错拘”。这似乎有悖于普通人的正义常识———抓错了人就应该赔，一个守法公民被司法机关错误抓捕，最长可以被拘留37天，难道不应该得到赔偿吗？
有鉴于此，去年10月该法的三审草案中曾规定“错拘”也应该作出国家赔偿，从现行的“违法责任”变为“结果责任”———不管办案机关有没有错，办案是否违法，受害人都有权利请求国家赔偿。这被认为体现了法治进步以及国家对人权的保护，赢得了一片赞誉。但对于这一法律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些委员也提出了异议，特别是公安系统出身的委员。众所周知，错拘的国家赔偿责任基本是由公安机关来承担的，但不能简单地将其斥为部门利益阻挠《国家赔偿法》的修订。因为在保障当事人权利的同时，公安机关也负有侦破案件、抓捕罪犯、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这同样需要得到公众的支持和理解。
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有犯罪嫌疑的人，公安机关有责任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既然警方抓捕的是“犯罪嫌疑人”，从法治的逻辑说，警方也可能会抓错人、冤枉人，这并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同样按法治的逻辑，刑事拘留、公诉和最终审判的标准不尽相同，必然会产生“错拘无辜者”的问题，比如，在一起打砸抢案件中，警方当场拘留了所有参与者，但最终检方起诉、法院判决的可能只是其中几个带头闹事的。如果所有被“错拘”的嫌疑人都去追究警方的责任，很可能会束缚警方破案的手脚，不利于警方的果断处置，最终可能使凶手逍遥法外，这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公民的长远利益。正因为此，就连泰斗级的法学家陈光中对于司法机关仅仅是“拘留错了”而没有其他违法条件(比如超期羁押)，也不同意作出国家赔偿。
一方面，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利应得到尊重和捍卫，法律应防止司法机关把刑事拘留权滥用成为“合法伤害权”，否则将使公民生活在恐惧之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人口流动量大，发案率高，又缺乏西方式的取保候审制度，将一切“错拘”都列入国家赔偿范围，将可能影响司法机关的破案效率。此次《国家赔偿法》草案已经是“四审”，已然突破了以往“三审立法”的惯例，充分反映出立法的艰难———立法者在努力平衡各方的利益和诉求。
解决之道，或如一些学者所说:改变国家赔偿的“问责”性质，回归其补偿公民损失的本意，这样既扩大了国家赔偿的范围，使尽可能多的受害人得到公正的对待，又使司法机关保留应有的权威。现行《国家赔偿法》已经有15年的历史，15年后的今天，公民对于自己的权利有着更高的期许，同时，公民对于权力与权利也应有更理性、更成熟的理解。新《国家赔偿法》应反映公众对于权利的合理期许。

来源：南方都市报